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年）

　　光绪五年六月（１８７９年７－８月间），严复学成归国。先是回到他的母校福建船政学堂任教习，次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到该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时年２８岁。回国后十年间，严复的职位迄未升迁，只因他没有科举功名，受到官僚们的歧视，李鸿章也不敢更加重用他。严复只能以总教习职务承担总办责任，处于"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的尴尬地位，而且还因职微言轻"所言每不见听"。严复终于不能枯守水师学堂的教职，想另谋发展，以实现远大抱负。他曾与王绶云合资创办河南修武煤矿，也曾想舍北就南，投靠后起的洋务派大员张之洞，但都没成功。他最寄希望而又再三碰壁的，则是想重新走上科举仕途。为此，他设法捐了一个监生，在３６岁和３７岁时，两次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在３３岁和４１岁时，进两次回福州应乡试，却总是名落孙山，看来八股取士与格林尼茨海军学院的高材生没有缘份。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严复连捐带保，得到一个"选用知府"的头衔，升任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次年再升水师学堂总办（校长）。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令严复痛心疾首，空前的民族危机惊醒了严复的幻梦。他痛切感到："但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人人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他毅然决定为救亡图存而奔走，为维新变法而呼号。

　　１８９５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重要的政论文章。严复提出救国主张："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明智；三曰新民德。""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之为纲。"他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念和民权思想，指出："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他揭露八股取士的三大害 ："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１８９７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俄文馆，任总办。同年，与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1898年，和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该报居北方舆论界主导地位。严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陆续发表２０多篇文章，抨击时政，批判"君权神授"思想，提倡"尊民抑君。"严复译述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在思想界引起很大的震动，译稿完成于１８９６年，出版于１８９８年４月，书中宣传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令人振聋发聩。严复的著述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梁启超称："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严复其首也。""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严复，严复心情兴奋，回寓所后写出《拟上皇帝万言书》，并发表在《国闻报》上，谈论富国强兵方略，主张改革要标本兼治，要改造国民的素质。一星期后，那拉氏发动"戊戌政变"，搜捕维新派人士，六君子喋血京门。严复因未直接参与康梁的改革活动， 没有卷入"帝党"与"后党"的权力之争，得以幸免于难。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仓促离开前后任职达２０年之久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南下在上海安家。他先是在上海讲学，次年到开平矿务局任开滦煤矿华人总办。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年底，清政府下谕筹议恢复，岁尾，张百熙受命为管学大臣，即提议设置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1902年4月，应管学大臣张百熙的邀请，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译书局初创，严复即抓紧制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于１９０３年发表，内容周密细致，可见其花费不少心血。章程规定译书宗旨为："一曰开瀹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杂庞。"译书局工作人员有常彦、曾宗巩、故文梯、魏易、林纾、陈希彭、严璩等。１９０４年，他辞去总办职务。严复把主要心力倾注在译著方面，几部主要译著，多成于此时。他先后又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穆勒的《名学》、耶芳斯的《名学浅说》，连同前译的《天演论》，后人称之为严译八大名著，共约２００万字（按语17万字）。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严复译著本"信、达、雅"三原则，自成一体，风靡当时，被誉为翻译"第一国手"、"译界泰斗"。严复译稿常送林纾商讨，林赞赏其译书的"深造之功"。称"当朝廷劝求新学之时，尊疑宜若尽出其所学以牖发后进。"１９０４年春，严复辞去译书局职务，离京赴沪。同年冬，严复同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赴英国，为办理交涉矿权问题。次年春，孙中山自美洲抵达伦敦，拜访了严复。两人政见不同，严复不赞同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主张，认为："当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庶几逐渐更新。"孙中山则认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严复回国后，南方有几所学校都提出聘请他去担任监督或总教习。严复治学，态度严谨，重视实用，教导学生"致思穷理之术"、"观物察变之方"，注重能力培养。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冬，严复应安徽巡抚恩铭聘请，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又应两江总督端方之聘，接任上海复旦公学监督。严复往返于皖、沪之间，办事认真，严厉整顿校务，学校面貌改观，却受到当地绅士嫉恨。１９０７年４月，他辞职到南京。１９０８年８月，又应直隶总督杨士骧的聘请去天津。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他被派充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度支部清理财政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又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宣统元年十二月（１９１０年１月），清廷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钦赐文科进士出身。同榜的有辜鸿铭与詹天佑等１９人，严复居首，辜鸿铭次之。虽是一项殊荣，但严复这时已５７岁，对功名看得淡泊多了。翌年四月，资政院成立后，严复以"硕学通儒"充任资政院议员。海军部设立时，又被授为海军协都统。翌年，又特授海军部一等参谋官。 １９１２年 2月26日，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３月８日（一说１１日）正式就任总监督职务，接印上班。他深感责任重大，自谦地认为是因"素啖虚名"而受此重任，且"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他自乐称："故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怍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 　

　　　严复与京师大学堂的因缘关系，可溯至大学堂的初创年代，京师大学堂成立于１８９８年，当时是作为戊戌维新的第一件要政而设立的最高学府。前此一年，严复出于对维新新政事业的热心，大力协助友人张元济在京师设立通艺学堂，不仅为学堂命名，还积极为学堂引荐师资，他的侄儿严若潜是该学堂的常驻教员，他自己也在学堂作"西学门径功用"的专题讲座。学堂培养已有中学根底的京官及官绅子弟，学习外语、天文、数学、地理等课程，分门专攻理科、工程技术等科。"百日维新"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离京 ，通艺学堂并入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 。然而京师大学堂亦未能躲过１９００年的劫难：先遭义和团横扫后改为神坛，后为洋兵占领再受摧残，以至学校关闭，师生流离，图书仪器荡然无存。此时的京师大学堂又处在瘫痪中，除二三十名管理人员留守外，他人皆不上班。严复接任后，清点账目，存款仅有万金。严复曾在予妻信中说："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不给，岂能为无米之炊？"这时民国政府新立，一贫如洗，严复只得自筹。他通过关系，与华俄道胜银行达成协议，借得７万两款项。接着，进行校务整顿及布置开学。他决定"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另外，为"切戒滥竽"，他主张"监督、提调，必用出洋毕业优等生；即管理员，亦求由学校出身、有经验者。"

　　 １９１２年５月１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发布命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校长。５月３日，大总统命令批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并正式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５月４日，严复就任北京大学校校长职务。５月１５日，北京大学如期开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外国公使、税务司及中外学者与各界知名人士出席，教育总长蔡元培也出席讲话，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严复悉心致力办学，在校内实行改革，一方面淘汰不称职的教职员，另一方面所有缺少课目，添聘教员讲授。"校中一切规模，颇有更张。""全校学生遂与相安于学。"由于民国初期的政治派别斗争与官场倾轧，严复也难以自全。接手以后，严复即感"公事亦极难办"，"事烦责成亦重，敷衍不可"。先是缺经费，接着有人在报纸上造谣攻击，再是纷来运动差事，"极难对付"。６月初，上面通知，自即日起，薪水一律月给60元。严复为节约开支，只得退天津租房，接家眷进京。７月７日，教育部下达结束北京大学的命令称：大学校自开办至清末，凡历十余载。中间更经丧乱，因陋敷陈，"学生之班次虽增，陶植之成绩未著。""政体既变，各方对大学咸有不满之意。"教育部遂有停办大学之决议。同时，教育部还颁行"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决定学生提前毕业，不授予学位，一律不招新生。在北京大学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严复不计个人成败得失，据理力争。为缩减开支，他提议砍掉一部分课程，解雇20名教员，并自愿削减自己的收入。他写了近二千字的《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恳切地向上司、向社会吁请支持北京大学办学。他认为，北京大学因集中了当时的最好人才与最大物力，才获得如此地位。办大学既为造就人才，也为"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世界上文明国家各有著名大学十几所，乃至几十所，我国仅此一所尚不克保存，岂不令人痛心！与此同时，严复还写了《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呈给教育部，详细阐明创办新式北京大学的指导思想与改革措施，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思想，要使北京大学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严复为寻求北大生存与发展所作努力，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师生的同情与支持。北大文科、法科、工科、农科的学生代表，联名提出说帖或请愿书，抗议停办北京大学；支持严复意见，并称"赖我校长力争于教育部，详陈本校不可停之理由"，对其"苦心孤诣，钦佩莫名"。有的甚至提出北大脱离教育部自行办学的意见。７月１０日，由蔡元培主持"全国临时教育会"，会上撤销了拟将北京大学停办的原决议。在严复的主持和领导下，北大的办学和改革颇有起色。

　　因严复的学问和资望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是年７月２９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的学历。由此奠定了北大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数月之后，严复再次为筹款奔波，经多方联系，终于从华北银行借得20万两银子，使北大再次渡过难关。由于经费问题和政治派系斗争的压力，１０月７日，严复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１１月，严复为预科学生撰《大学预科＜同学录＞序》称："天下之理，非年时之学所能尽；一国之事，非一哄之众可得专也，敬告吾党慎之而已。""同学议欲挽留，而教部不允所请"，他们的公开说明是："目前严复的离职是由于他已在总统府担任顾问"。严复在北大主持校务前后不过7个月，却为北大的生存、发展作出极为重要的、独特的贡献。 由于严复的社会声望及其思想倾向，他与袁世凯相识近３０年，身不由主地一度被揽入袁世凯北洋政府的政治圈子。民国３年（１９１４年），他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总统府外交顾问。欧战爆发后，严复曾将外国报刊上的有关消息和社论编译成《居仁便览》，供袁氏参阅。

　　 １９１５年 ８月，杨度发起组织"筹安会"，发表《筹安会宣言》时把严复列为发起人第三，但严复并未参加成立大会，其后一切活动也概不与闻。他杜门谢客，也未登报自明，处于两难的境地。1916年袁世凯死，各地要求惩办协助袁称帝之"祸首"，林纾赶往严宅，"涕泣迫先生宵遁"，严复慨然道："吾俯仰无愧怍，虽被刑，无累于吾神明，庸何伤！"爽然处之，后家人强迫登车，始至天津。 严复才气纵横，但气性狂易，骄傲自负。中年以后，吸食鸦片成瘾，晚年多种疾病缠身，咳嗽、腹泻、失眠等症，长期困扰着他。

　　１９１８年秋，严复回到阔别２０多年的故乡避冬养疴。次年夏天，严复再次北上，把在北京和天津的住宅卖掉，处理一些未竟之事，于 １９２０年 8月，回乡避冬，住在福州城内郎官巷住宅。民国１０年（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病逝，享年６９岁。严复临终前留下遗嘱：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严复逝后翌年正月，林纾特到福州严复墓祭拜，宣读祭文云："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至可哀也。"严复墓在其家乡阳岐鳌头山，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北大百年校庆之际，由北大福建校友会和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捐赠的严复铜像矗立于北大校园内，与莘莘学子日夕相伴。 　　　　　　　　　　　　　　　　　　　　　　　　　

　　　　　　　　　　　　　　　　　　　　　　　　　　　　　　（卢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