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１９００～１９９７） 　　

　　陈岱孙，曾用名陈縂，福建闽侯人，１９０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其祖陈宝璐系光绪间进士，供职于翰林院，散馆后回福州任鳌峰书院山长；其父陈懋豫，是前清举人，科举取消后曾就学于京师法律大学堂。陈岱孙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１５年在福州私塾读书；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１８年在福州鹤龄英华中学就读；用２年半时间修完外文部４年制课程；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０年在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留美预备班）学习，其间参加了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１９２０年９月至１９２２年６月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插入三年级）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获金钥匙奖。１９２２年９月至１９２６年７月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于１９２４年获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６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不但精通英语，还熟练地掌握了法语与德语。其后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作短期考察和研究，主要在巴黎大学旁听金融课程 。１９２７年２月回国。 　　
　　１９２７年９月至１９３７年７月，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授，担任"经济学概论"和"财政学"全学年课，以及"经济学说史"和"农业经济"学期课，后还授"统计学"等课。他的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
　　１９２８年受聘任经济系主任，翌年兼任法学院院长。
　　１９３２年，获清华大学一个学年休假研究期及经费，去欧洲，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及不列颠博物院，埋头读书并搜集《比较预算制度》专著的资料，十个月中，所获颇丰。然而，他所寄回清华的材料，后皆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抗战开始后，随着学校的搬迁，辗转于天津、青岛、南京，接洽迁校事务；后到长沙，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成立的临时大学任教，半年后，又随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在这三校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他仍为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后兼任蒙自分校校务委员、商学系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６年８月，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夜以继日地为恢复清华大学校舍而工作。１９４６年９月至１９５２年８月，继续任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
　　１９４７年，他与清华、北大两校十五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反对国民党政府"救治"经济危机方案。１９４９年初，他拒绝国民党政府接他去南京，又谢绝他人劝他去美国定居，而自动留在清华园，迎接北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任校务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２年９月，高校院系调整后 ，他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 、第一副院长（未任命院长）和财政系教授。１９５３年１０月 ，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１９５４年７月起，任经济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此后还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后又兼该委员会经济学组副组长。１９５７年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与人共同提出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以人口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机构、在高校设立人口学课程或人口专业。后又提出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注意其数量关系的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不可偏废。１９７９年被选为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经济法律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８４年２月，他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直至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７日去世。陈岱孙教授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２年任北京市人民代表；１９５４年起至逝世前连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七、八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１９５６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不久后任该委员会经济组副组长，还任中华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多项学术兼职，并任《经济科学》杂志主编；１９８４年起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陈岱孙在自己平凡而杰出的教育生涯中，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科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他在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期间，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重视，并赢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尊敬和受戴。 陈岱孙自幼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早年留美，对西方经济学作了精深的研究，融中西文化学术于一身。七十年来，陈岱孙把他毕生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他年逾八旬还坚持上讲台，年过九旬还亲自带研究生，令人称颂不已；他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丰厚的学术功底，高超的教学艺术，严谨求实的学风，平易近人的态度以及翩翩的风度和魅力，都令一代又一代学子称道并引为楷模。在他的心目中，教书育人的事业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和责任，而且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人们忆及他嘉惠后学的教泽，无不为之动容，都喻之为给人阴凉的大树和遮避风雨的港湾。 　　
　　他在漫长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对教育理论也有很重要的贡献。作为教育家他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对教育方法与教学思想等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而且身体力行，付出辛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就主张经济科学是致用之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搞教学，他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因才施教。除主讲财政学外，还教授过统计学、经济学说史、经济学概论等课程，讲课极为认真，内容丰富，言简意赅，逻辑严谨，条理清晰，深受学生欢迎。他热爱青年，热爱人才，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他一贯倡导学生应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的教育结合起来；大学经济系应培养科学人才，而不是培养技术人才；他希望学生有金字塔式而不是独秀峰式的知识结构；他强调经济学的教学研究，要实行基础理论和应用学科的恰当结合，还要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和对新问题的探讨等。他本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多少年来，他总以求真求实为准绳，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旦发现认识有误，立即改正，从不掩饰。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帮助青年学生，待人真诚宽厚，诲人不倦，从不以权威自居；而他自己，则活到老，学到老，永无自满和停息之日，以至于他自谓：老之将至而不知，知后还要"挣扎着不肯服老"。这是他坚韧不拔地追求真理和自我完善精神的生动写照。
　　他是当今中国教育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关心社会，以国事为重；关心别人，以他人利益为重。这是陈岱孙的"座右铭"。他以经济学为武器，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不息。他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许多文章，或抨击国民党的亡国政策，或为抗战积极出谋划策。抗战胜利后，他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于１９４６年，为揭露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备战的骗局，他和张奚若、钱端升、闻一多、朱自清等联合发表《十教授的公开信》，反对独裁，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建国。新中国成立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分析问题，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五十年代，他自编《经济学说史讲义》，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经济理论 ，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史体系 。６０年代初参加《经济学说史》教科书编写、７０年代末编写《经济学说史专题提纲》，后又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史》教科书，都产生广泛的影响，受到学员们的欢迎。他是我国经济学说史教学与科研方面最著名、最有威望的专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岱孙教授已是髦耋之年，他的精神面貌之振奋，学术思想之活跃，著述成果之丰富，都是空前的。十多年来，他陆续发表了包括专著、论文、教材、回忆录和随笔等各类题材的成果，总计不下百万字，这还不包括他在各种场合就各种问题发表的多次谈话，为多位作者的各类著作撰写的几十篇序言（这些序言大都是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的论文）。他的学术著作包含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１９８３年，陈岱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著名论文中提出 ，一方面，由于国情不同，西方经济学不应也不能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和方法上，又有可以借鉴之处。他历来主张，我们不能走某些西方国家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特点的老路，而应当从发展生产力着眼，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供给；同时要注意加强宏观调控，以保持总量平衡和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力求避免出现大的波动；他对我们经济中不时出现的过热现象，尤其是过高的通货膨胀，深表忧虑和担心。他多次重申早在１９３６年发表的《通货膨胀与岁计》中的一个观点，即认为通货膨胀是对一部分人实行剥夺的一种"坏税"。事实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陈岱孙教授对西方经济学，包括其一般理论和历史，财政金融理论和政策等，均有精湛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有很深的造诣。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长期从事世界各国比较预算制度的研究，这在国内外独树一帜。他不仅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造诣极深。他在１９８１年出版的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成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读之书。他早在八十年代初研究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个重要问题的成果，就是他的具有经典性的论文：《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他还对人们似乎熟悉的某些课题进行新的探讨，提出令人信服的新结论，极大地丰富了这些园地的学术成果 ，有的还澄清和修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某些概念 。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１年，陈岱孙对法国重农主义领袖魁奈著名《经济表》的研究，别具匠心，为再生产理论研究开辟了蹊径，其成果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是独一无二的。他对所谓"亚当·斯密矛盾"这一国际性和历史性课题，进行了十分缜密和深入的研究，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陈岱孙在七十年的教学和学术生涯中，不断探索，开创了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先河； 他一生奉献，不求索取，他的学术成就和道德风范，使他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卢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