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北大人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今漳州北郊)五里沙村人，原名和乐，后改名玉堂、语堂。1895年10月10日生于平和县圾好村。其父任基督教牧师，母亲务农。6岁入坂仔村铭新小学，从师启蒙，并由其父授以历史和经书知识。10岁，转到反门鼓浪屿基督教教会小学上学．3年后，入鼓浪屿寻源书院(教会旧制中学)读书，1912年毕业。
　　1912年秋，林语堂进入上海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学习，改名林玉堂。大学期间，他广泛地阅读课外书籍，接触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如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赫克尔《宇宙之迷》、华尔德《社会学》、斯宾塞《伦理学》等，扩大了视野，开始了对神学的怀疑．一年半后，终于离开神学院，改话语言学专业。林语堂认为：“圣约翰大学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的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
　　1916年秋，林语堂从大学语言专业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经校方推荐，至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任英文教员，兼授圣经课，直到1919年夏。这期间，他除从事教学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哲学、文学等，并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关于汉字研究的文章。后决意脱离宗教。
　　1919年，林语堂与厦门人廖翠凤结婚。同年秋，携妻赴美国留学，考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1921年初，获文学硕士学位，各科成绩皆甲等；同年夏，特赴德国留学，先入耶那大学专攻文学，半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4月，获该校语言学博士学位；同年夏，由德国回国。
林语堂回国后，同年9月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语言学教授，讲授文学批评及音韵学课程。1923年11月开始，为《晨报副刊》撰稿，主要发表关于汉语古代音韵的研究文章和外国诗歌的译作。1924年5、6月间，发表过《幽默杂话》、《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等文章。
　　1924手11月，由鲁迅支持、周作人编辑的《语丝》在北京创刊，林语堂被邀约为长期撰稿人，始用语堂之名。除撰写语言学、音韵学术论文外，还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写散文、杂文等，针砭士气文风，笔锋犀利，文词辛辣，颇受瞩目。1925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的英文系教授。1925年底，任北京女师大教务长。与鲁迅同事，并开始往来。
　　在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他曾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与警察搏斗，并连续在《语丝》、《京报副刊》和《莽原》等报刊上发表《谬论的谬论》、《祝土匪》、《咏名流》等短评、杂文，批判和讽刺封建军阀势力和走狗文人，声援学生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参加了对死难者的悼念活动，写了《悼刘和珍、扬德群女士》等文章，赞扬刘、杨是“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改正自己先前“勿打落水狗”的错话主张。
　　“五卅”运动后，林语堂在1925年6月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丁在君的高调》，驳斥“现代评论派”文人反对群众运动，主张把斗争中心转移到所谓“外交运动”去的论调，指出：“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和绅士”，并表示：“我辈所希望者在民众。。林语堂在大革命时期所写政论、短评和杂文，大部分收入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剪拂集》。
　　“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被段棋瑞政府通缉．1926年5月下旬，他携眷返闽，出任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不久，他先后为厦大荐请沈兼士、顾颇刚、鲁迅等学者至该校任教，使厦大文科出现学术兴旺时期。年底，因经费预算问题与校长林文庆意见相左，又因教务私事方面的纠葛与掣肘，渐萌去志。1927年初，厦门大学发生学潮，林语堂终于辞去职务，于2月初应陈友仁之请，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任秘书．同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宁汉合流，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8月初，林语堂脱离武汉政府，回到上海。
　　1927年9月，中央研究院成立，林语堂应院长蔡元培之约，11月，任上海分院英文总编辑．不久，应上海开明书店之聘编写《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因以致富。
　　同时，他与鲁迅交往甚密，经常为鲁迅在上海主编的《语丝》、《奔流》、《朝花周刊》等刊物撰稿。除了译介近代欧美的文艺批评和论著外，林语堂还针对时政写时评，从事文学创作。1928年8月，在《语丝》上发表《给孔祥熙部长的公开信》，对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的祀孔读经的主张提出质问。11月，在《奔流》上发表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对孔手作了嘲讽，反映其反封建的民主要求。12月，在英文杂忘《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鲁迅》一文，对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战斗业绩深致赞扬，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战斗艺术也深表钦佩。此后，他以写作为业。1930年，林语堂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外语总编辑，兼任国际出版物交换处处长。
　　30年代开始，文化战线上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日益激烈。林语堂慑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又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思想有抵触，政治热情下降，陷入“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而逼着我自己要选择一个”的矛盾境地。他最后选择了“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妥协主义的中间道路。
　　1932年9月，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杂志在上海创刊。该刊以提倡晚明的小品文，鼓吹幽默、性灵、阅适，宣扬“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的处事态度。林语堂写了不少“幽默”文章，冷嘲热讽，文白兼用，寄沉痛于闲适，一时大为盛行，被称为“幽默大师”。虽也刊登一些攻击时弊的文章，但往往以嬉笑出之，在政治上起了消极作用。鲁迅等左翼作家在《论语》创刊初期，曾予以支持，但同时也给予批评。
　　1932年，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林语堂被推举为该会九个执行委员，积极参与活动。鲁迅等曾多次对林语堂进行帮助、劝其放弃所谓幽默：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文化工作，但遭拒绝。同年，他的侄子林惠元及后来的杨各佛都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他由悲愤而退却，从此较少参与进步政治活动。
　　1934年4月，林语堂辞去《论语》编辑，另行创办《人间世》杂志，1935年9月，又创办《宇宙风》杂志，都旨在提侣“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推崇“性灵文学”和文白兼用的“语录体”，反对左联提倡的大众语，攻击白话文。因而受到鲁迅等左联作家的批判和指责。林语堂没有接受，反而撰文进行攻击。他写的许多杂文，结集出版《我的话》，对中国现代杂文有一定影
　　1936午8月，林语堂携眷离国赴美，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任教，并从事文学、语言学方面的著述和研究，表示要“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先后用英文翻译《老残游记》、《浮生六记》等书。还用英文写出《吾国与吾民》，介绍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但也有歪曲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之处。次年，出版《生活的艺术》，为西方了解中国的一本有用之书．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林语堂在纽约报纸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表达了中国必胜的信念．1938年春，他携尽离美，经英国、意大利，旅居法国。写了游记，开始撰写长篇小说《京华烟云》，1939年在美国出版．后又用英文写一部《风声鹤唳》抗战小说。
　　1944年他曾回国一行，至重庆等地讲学，漩又赴美。1947年夏，由国民党政府推荐，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这期间，他在美国出版《苏东坡传》、《唐人街》、《老子的智慧》等书。1950年，他辞去教科文组织职务；自法返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改编工作。1952年4月，在美国与人合办《天风》月刊杂志。1954年曾赴新加坡枣，以校友名义参与筹建南洋大学，未果。
1955年4月，去职返回纽约，继续写书：林语堂在美国30年，但没有加入美国籍，保留看很深的民族情感。195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康隆报告”，提出“两个中国”观点，华人为之震动，林语堂领衔签名，发表驳斥文章。1950年至1964年，林语堂在纽约又出版多部书。1966年6月，他返回台湾台北市定居。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当代汉英词典》的编写工作，1972年出版。从此往返于港、台两地。1969年，出任国际笔会台湾的笔会会长1975年4月，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同年，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晚年，他除研究语言学、中外文化比较外，还潜心研究《红楼梦》，在胡适、罗家伦去世后，成为台湾文学界的代表人物。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病逝，葬于台北。
　　林语堂一生著泽甚多，主要有：1、中文著作：《剪拂集》(1928年)、《语言学论丛》(1932年)、《大荒集》(1934年)、《无所不谈》、《语堂文集》、《语堂随笔》、《远景》(以上1936年)等；2、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1935年)、《生活之艺术》(1937年)、《京华烟云》(1940年)、《枕戈待旦》(1944年)、《苏东坡评传》(1947年)、《中国画论》(1976年)等；3、译著：英译中的有《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布兰德斯著)、《新的丈评》(史宾冈著)、《女子与知识》(罗素夫人著)、《卖花女》(肖伯纳苛)等；中泽英的有《浮生六记》(沈复著)、(庄周著)、《冥寥子游》(屠隆著)、《古文小品》(陶潜等著)、《从军日记》(谢冰莹著)等。
他曾用过的笔名有：毛驴、宰予、岂青、萨天师等。

(陈熙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