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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北大人 辜鸿铭
辜鸿铭（１８５７－１９２９年）原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别署"汉滨读易者"，晚年又自称"东西南北人"。祖籍福建同安县，同安在清末民初属厦门道，故他的英文名称Amoy
Ku （辜厦门）。他是我国近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位奇才怪人，是一位极具个性而充满矛盾的杰出学者。1917年至1920年，曾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教授。
清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９日，辜鸿铭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今槟城）的一个华侨之家。其曾祖父辜礼欢原是勤苦的劳工，后营商，在当地侨民和土著中颇有威望，成为槟榔屿首任华人"甲必丹"（capitain),
又是槟城市政议员，后以开辟胡椒园和经商致富。祖父辜龙池亦是当地颇有地位和声望的人士，曾获吉打苏丹所赐的拿督勋衔。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在英国牧师布朗的橡胶园任经理，其母亲是西洋人。鸿铭从小聪明伶俐，布朗夫妇十分喜受他，把他收为养子。鸿铭童年时曾随父辈在大陆和台湾小住过，并在香港学过英文，在厦门进过教会学校，但时间都不长。清同治九年（１８６７年）鸿铭十岁时，随养父布朗到了英国苏格兰，与布朗一家共同生活，从少年到青年他接受的是全面、系统的西方教育。
辜鸿铭先是进入贵族学校苏格兰公学学习，这对他日后人格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从该校毕业后，他考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这所中等学校对拉丁文、希腊文及英国古典文学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为他以后精通多种西方语言打下基础。20岁毕业后，他随即考入爱丁堡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成为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托马思·卡莱尔的入室弟子，并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欧洲生活和学习的十余年间，辜鸿铭还先后到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工科，获土木工程科文凭；进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文学和政治学。他通晓西方多种语言文字，并对欧洲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所研究。由于其出色的语言天赋和感悟力，获得文、理、工等科博士头衔共十三次。他在欧洲求学的时代，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后，社会现代化高度发展，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所带来贫富悬殊、道德败坏等严重的社会恶果，引起一些思想家的忧虑和反思，反现代化思潮风靡一时。牛津天主教大主教纽曼，为维护宗教传统精神发起牛津运动，对辜鸿铭日后形成文化保守主义产生深刻的影响。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辜鸿铭结束长达十余年的留学生涯，由欧洲返回槟榔屿，奉派到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不久，他遇到途经新加坡回国的改良派人士马建忠，马氏从小长在江南文风兴盛之地，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留学法国，取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马对辜畅谈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劝他用自己的才识报效祖国。此次会晤，促成辜鸿铭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他辞去殖民政府职务，返回槟城，开始倾心研读中国经史等古籍，并弃西装革履，剃发留辫，终身以此为荣。后来转往香港居留读书，常往返于香港、上海之间。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经杨汝澍推荐，辜鸿铭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张之洞欣赏他的才子名士风度和洒脱性格，十分赏识他的学识，聘他为"洋文案"，其职责主要是担任翻译、外事顾问秘书以及对外交涉等事务。十五年（１８８９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作为随员由粤至鄂。在长达２０余年的幕僚生活中，辜、张这对宾主相处比较融洽他们尽管在一些观点上各有己见，但又互相影响。辜鸿铭深受张之洞及其周围学者如朱一新、梁鼎芬、沈曾植等的影响�"穷四书、五经之粤，兼涉群籍"，致力于程朱理学的研究。然而，他不注重章句、名物的训诂考据，往往以西方的思辩哲学为指导，吸收传统的儒家文化，着力于对经义的阐释会通；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来考察，表现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学术优于西方，儒家的道德和纲常可挽救西方经济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危机。他的这种观点对张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颇有影响。
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俄国皇储游历中国至湖北，同行的有其内戚希腊世子十余人。张之洞尽地主之谊设宴款待，辜鸿铭为之通译，分别以俄、法、希腊语应对如流，俄皇储十分惊叹，赠予镂刻皇冠的金表。张之洞也赞赏鸿铭"精于别国方言，遂于西学西政"。是年，扬州、芜湖、广济等地先后发生教案，辜鸿铭用英文撰写专论，送到上海《字林西报》谴责外国传教士在华的种种不法行为，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辜鸿铭的名字由此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张之洞嘱辜鸿铭广译西方报刊有关中国的论说。他从３０余种外文报纸和５００余种英、美杂志中，披阅择译有关内容，送给张之洞参考。张之洞倾向于康、梁维新之论，并于前一年捐银５０００两加入北"强学会"，而辜氏作《上湖广总督张书》，对康梁维新活动提出异议，并撰《西洋礼制考略》等文，向张之洞施加保守主义的影响。张之洞于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４月，发表《劝学篇》，"绝康梁以谢天下"，反对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向京津地区发展，八国联军侵犯北京，辜鸿铭连续撰写数篇英文专论，如《尊玉篇》，刊载于日本《邮报》和上海《字林西报》上，谴责八国联军的入侵，为反教运动及中华文明作辩护，批驳列强"黄褐说"；呼吁列强应反躬自省，运用理智、道德公正处事，表明不卑不亢的爱国立场。他又撰《<尊王篇>释疑解祸论》，为慈禧太后辩护，责难康有为。他颂扬慈禧："惟太后不偏不倚，允执厥中。"但又同情下层民众的疾苦，直言不讳。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在张之洞举行的慈禧万寿庆典上，看到武昌军界、学界唱《爱国歌》，他敢于当着众多官员的面即席编《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致举座哗然，遂有"辜疯子"的绰号。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上海道台设立黄浦江浚治局，由中、西派员联合组成。张之洞、周馥（两江总督）举荐，聘辜鸿铭为中方总办，这是辜氏首次担任有实权的职位。他不以权谋私，在职期间，曾查获两名洋员营私舞弊，侵吞挖泥工程款，力主追究惩罚，但外国领事袒护洋员，说中国人不是工程专家，所查尚待考实。辜鸿铭出示了他早年在莱比锡大学的土木工程科毕业文凭，遂令各国领事失色无言，不得不呈报上级。周馥惮于交涉，认为不必穷究，但辜鸿铭性格耿介执着，乃将案件原委及证据公诸报端。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辜鸿铭随张之洞从上海到北京，次年任外务部员外郎，不久晋升为郎中，擢左丞。这是辜氏政治生活的顶峰期。此前张之洞已奉旨入阁，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张氏不忘旧情，荐辜入京。在外务部期间，他应诏写了长达５０００余言的《上德宗皇帝条陈时事书》，向朝廷陈述政见，内政上主张申明成宪，不宜轻易废旧章、行西法；外交上主张修邦交，重于讲武备，"以理制势"。他的政治主张既不合时势，也未得到清廷的重视。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８月，辜鸿铭代表中国文艺界人士，撰写中、英文祝寿词，祝贺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８０寿辰。辜氏与国外知名人士有广泛的联系，此前他通过俄驻上海总领事勃罗江斯基把《尊王篇》一书与《然则治之，知之--日俄战争之道德因素》文章送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以自己著作的英译本回赠，并给辜氏回信。后来辜氏又把自己译述的《论语》、《中庸》和《大学》赠予托尔斯泰。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１月，辜鸿铭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钦赐文科进士出身。同榜有严复与伍光建，在三名文科进士中严复居首，辜鸿铭次之，伍氏居末。这是一项殊荣，但因屈居他向来瞧不起的严复之后，并不引以自豪。同年，他辞去外务部职务，移居上海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这一年，辜氏写了两本书以纪念上年在北京去世的张之洞。辜与张有二十年宾主之谊，视张为一生难得的知己，对张的道德人品与知遇之恩铭感在心。一书是《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为《清流传》（《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即中国人的牛津运动），两书虽系"摭拾旧闻"，实寓忧愤之意，较全面地表现了辜氏的思想。书中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的许多层面，他赞美中国的传统文化，常在笑谈间阐发孔孟之道，批评洋务，反对"西学"和新政；对晚清权贵的评骘颇多嘻笑怒骂，对晚清官场的腐败，进行辛辣讽刺，称"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他对夜郎自大的顽固派和唯洋是崇的洋务派都不满。他讽刺五大臣出洋考察犹如文盲翻书"看书中之画"，"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讽刺清廷向外国借款是"二十世纪数学改良"，"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他直斥袁世凯为"贱种"。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逊位，一批遗臣组织"宗社党"，辜亦参与其中，他坚持保皇立场，公开声称仍效忠清廷，并写信给上海租界最有影响的《字林西报》，阻止刊登有关武昌起义和排满文章。各中文报纸予以译载，一时舆论大哗，南洋公学学生包围而诘责之，他辞去南洋公学职务。他依旧蓄留发辫，"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自居。他由上海北上，暂时避居青岛，因穷困不能自给，又至北京。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他应聘担任五国银行团翻译。这一年，辜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尽管这顶桂冠终被印度诗人泰戈尔摘取，但从这事实亦可说明辜鸿铭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北京的欧美人士常聚会讨论欧战前景，辜鸿铭曾应邀出席并多次演讲。他反对不义之争，反对中国参战。他的这些演讲稿汇编成《春秋大义》（英文名"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民的精神）"。辜鸿铭的著作在欧洲各国流传，有的还成"辜鸿铭研究会"和俱乐部，探讨辜氏思想。当时访华的外国作家、记者，多以一见辜鸿铭为幸。同年辜鸿铭发表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推崇孔子，弘扬忠孝，认为惟有学习中国孔子之道，始足以挽救世界的危局。
民国6年（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张勋拥戴溥仪复辟，辜鸿铭参与清廷的外交部，被列为侍郎，复辟仅１２天即告失败，此后辜即不问世事。这一年，蔡元培校长聘辜鸿铭任北大教授，讲授拉丁文，后讲英国古典文学。辜是当时中国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当时中国英语讲得最好的人之一。蔡元培的办学宗旨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各种思想和不同风格的学者在北大任教，蔡元培曾与辜同时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深知辜氏在西方学术界的声望。当时辜氏在德国学界的影响超过中国其他知名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蔡聘用辜正是贯彻他思想自由的教育主张。蔡在写给林纾的信中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思想自由）为界限，其有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讲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辜鸿铭"言必则古昔、称先王"，倡导纲常名教，是当时北大旧派学人中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维护程朱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保皇，但行动上未参与。他对"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白话文"、"中国全盘西化"等，都持反对态度。他博晓西洋学说，并晓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及现代希腊文，研习数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修辞学及工程学，学问宽广而博杂。辜鸿铭讲课十分生动、风趣，很得学生爱戴。在课堂中，他对学生的要求又相当严格。据罗家伦晚年回忆说："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讲的'英国诗歌'这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天他到教室之后，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约法三章，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去。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就不能坐下。……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他坐在靠背椅上拖着长辫子，慢条斯理地讲。所带小书僮，为他装烟倒茶，大摆名士架子。他把课堂作为他发表中西文化见解的场所，宣讲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他主讲英国诗课程时，把英国诗歌比照中国《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对每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都要找一个对等的中国作家作品来比较说明，如把密尔顿为悼念溺海的亡友而写的长"Lycidas"比为"洋离骚"，把杜甫称做"中国的华兹华斯"。他常要学生背诵大量的英文诗篇，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三字经》，有时还让学生把《四书》等古诗文翻译成英语，自己也常将译文拿出，与学生共同探讨。他所译《诗经》颇有些传神之笔。他朗读诗文抑扬顿挫，口念足蹈，全班学生跟随着念，大家乐而忘倦。他以顽强的民族骄傲，俯视西方人文，曾说："我如不知西人之学，亦无以知周孔之道之大且极矣。"自命甚高。他的理论有的是卓识与远见，有的则是成见与偏见。他以余闲从事著述，用外文翻译我国古籍多种，把中华文化介绍于外国，于中西文化交流贡献甚大。在北大期间，辜鸿铭与胡适私交甚好，但两人对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却冰炭不相容。胡适是鼓吹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辜鸿铭则固守他的一贯立场，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他是当时有名的守旧复古派，不但赞成留辫子、裹足，还主张纳妾。在当时各报刊掀起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辜鸿铭成为论战各方交火的靶心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写文章责骂青年学生，遭到北大进步青年学生的嘲弄和质问。６月，他因意见不合辞去北大教授职务，９月，当蔡元培复任北大校长后，辜氏复任北大教授之职，过数月，他最后又向北大辞职。"国学"非辜氏所长，"五四"以后，研究西方者日众，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他性善诙谐，喜征逐之乐，不修边幅；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常愤世嫉俗，故意"立异以为高"。他身穿蓝袍子、红缎马褂，梳一条又白又细的长辫，时人称之为奇人怪杰。他性格孤傲，喜诋时贤。一日赴宴，严复、林纾都在座，他即大言称："以学术杀天下者，非严、林而何？"抨击二人所译《天演论》、《茶花女》。
民国１３年（１９２４年）６月，辜鸿铭在北京会晤来华访问的泰戈尔，讨论东方文化与宗教问题。９月，应朝鲜总督斋腾实之邀前往汉城观光游览。１０月，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邀请，东渡日本讲学，到东京、京都、大阪、神户等地用英语巡回演讲。１１月，应族弟、台湾实业家辜显荣之邀，赴台湾作短期讲学。此后一度回国休养。次年４月，受大东文化协会正式招聘，再度赴日讲学，并被聘为大东文化学院临时教授，直至民国１６年（１９２７后）才回国。其间，他曾回国赴奉天会见张作霖，因话不投机，不愿就聘顾问之职。
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年），山东督军张宗昌聘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但未到任。是年４月３０日，辜鸿铭在北平病逝，终年７２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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